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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正爨宝子碑楷书

标签:书法手写中国风古典优雅名人毛笔2019新字体

方正爨宝子碑楷书
品牌: 中华精品书法字库

设计师: 苏新诗,汪文

发行时间:2019

字库编码:大陆简体(GB2312-80)、简繁扩展(GBK)
分类:常规书写·毛笔

字体介绍:

爨宝子碑 东晋碑刻,正书,碑额题“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”。义熙元年(公元405 年,此时已改年号为义煕,或因边陲闭塞,故书碑人仍依旧年号写作“大亨四年”)立。清乾隆四十三年(1778 年)在云南曲靖南七十里扬旗田出土,道光十五年(1835 年)《云南通志》始著录,咸丰时移置城中武侯祠。书体在隶楷之间,可见文字由隶书演变为正书过程中的一种风格。
字体特征:以《爨宝子碑》为字形开发依据。朴茂古厚,大巧若拙,率真硬朗,气魄雄强,奇姿尽现,浑然天成。体势情趣、情态均在隶楷之间。
审稿专家:郭伟
国博文物:爨宝子墓碑拓片

爨宝子,建宁同乐 (今云南陆良)人。生于公元380年,卒于公元403年,年仅23岁。他19岁时即“弱冠称仁”,就任建宁(今云南曲靖)太守。当时,正是爨氏统治南中的强盛时期。

《爨宝子碑》 ,全称《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碑》,东晋义熙元年(405年)立,清乾隆四十三年(1778年)出土于云南曲靖县南杨旗田,今存曲靖县一中校园内。碑高5尺4寸,宽1尺8寸。碑额书“晋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”15字;正文13行,满行30字,共336字,字径约1寸;下列题名13行,行4字。碑额、正文、题名均为正书,前后风格一致,体在楷、隶之间。正文末行“立”字下刻有清咸丰二年(1852年)曲靖知府邓尔恒隶书跋六行。跋云:“考晋安帝元兴元年壬寅改元大亨,次年仍称元兴二年,乙巳改义熙。碑称‘大亨四年’,殆不知大亨年号未行,故仍遵用之耳。”邓说不虚,“大亨四年”实为义熙元年。旧拓本无邓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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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爨宝子碑》的出土地云南,在东晋属“南中”之地,所居少数民族被称为“西南夷”。与中原和江南相比,此地经济文化相对落后,是当年的僻邑荒郡。宝子一族即为当地土著,且为大姓。其祖辈有史可稽者可追溯到爨习,他是诸葛亮南征时所降服的南中俊杰之一,事蜀后,官至领军。其后相继有爨肃仕于曹魏,爨云仕于北魏,宝子则仕东晋,且官至“建宁太守”,可见,爨氏虽为蛮族,但由于与汉政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,从蜀汉之际始,便接受汉文化的薰染。而且,宝子所辖之地在汉代曾一度成为中国西南边陲的国际交通要道,是中外交通东西往来的必经之地。与内地频繁的交往,中土的文化必然通过各种渠道传至南中,其中包括文字与书法。因此,俨然汉制的《爨宝子碑》出现在南中,初看令人匪夷所思,颇生诧异,但从其历史地理背景加以考察,却在情理之中。
魏晋是书法史上新旧书风的转换期,主要是隶书向楷书和行书转换。这里只谈隶楷之变。在“变”的强风吹刮下,新旧书体的点画和形态均呈现出新的面貌:一方面,旧体的隶书旧得不地道常有楷书的写法;另一方面,新体的楷书新得不完善,时见隶书的影子。因此,新旧杂糅,楷隶相参,是这一时期时代书风的显著特点。只不过因年代的先后和实用目的及书者书艺的不同,具体到作品中,楷隶之间的比重有异而己。有的以隶为体,参以楷法,隶多于楷;有的以楷为体,留有隶意,楷多于隶;有的则楷隶参半,实难定其为楷书或者隶书,《爨宝子碑》便是典型。只因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称此碑为隶书,以后的著述皆沿用此说。其实,我以为这未必很恰当。但既已约定俗成,也只好如此了。

那么,《爨宝子碑》为何会出现这种非楷非隶,亦楷亦隶,楷隶参半的面貌呢?裘锡圭先生在《文字学概论》中说,该碑作者“想模仿八分而又学不像,字体显得很不自然”,我觉得很有道理。
我们知道,在汉字书法发展史上,手写体墨书和刻铸铭文是相对独立,自成系统的,同时又相互影响,彼此制约。从时间上看,手写体墨书总要比刻铸铭文转化得早一些。春秋战国时,篆书向隶书的演变是这样,魏晋之际隶书向楷书的演变同样如此。之所以有这种差异,主要是不同的实用目的造成的。手写体墨书多用于日用文书、簿籍之类,因求简便,在赴速急就的书写过程中,用笔往往草化,并使用俗笔,从而解散旧体,产生新法。开始是少数人,后来使用的人渐多,并加以规范定型,便成新体。魏晋时,经钟繇到二王,楷书已经成熟,即新体已成,并广泛地运用于官府文书和日常生活之中,流风波及南中。虽难见实物资料,但可以推断,《爨宝子碑》前后,南中的手写体墨书当与中原、江南相仿佛,即与魏晋写经、敦煌写经以及钟王一脉书迹相似而后可。即使由于南中地处边陲,通讯远阻,其新体楷书不如中土成熟,但也不至于相差太远。也就是说,在当时的南中,楷书(即使尚存隶意)已是社会各层在日用生活中的通用字体。因此,《爨宝子碑》的作者能作楷书是毫无疑问的。

刻铸铭文则不同,它的主要目的是实用,或是门生故吏为其府主立碑或是子孙后嗣为其祖辈伐石,既欲昭示于众,又望传之久远。因此,为表其敬意,示其庄重,多采用古体字。这是中华民族由长期积淀而成的崇古意识在汉字书法上的反映。故尽管当时楷书新体书风炽烈,此碑却仍沿续汉代以来的传统以隶书作为正规书体。刻铸铭文在字体选择上的保守性,便约束了它向新体转换的速度,而总要比手写体墨书慢一拍。而且《爨宝子碑》前后,旧体隶书既已不再是公私往来文书的通用字体,习者日少,隶法渐趋衰微,故《爨宝子碑》的作者不善隶书,亦不言自明。

因此,《爨宝子碑》的作者以楷书新体之法强为旧体隶书之体,只能状其仿佛,其结果便是不伦不类,非楷非隶,处于一种“两不像”的尴尬境地,字体也就显得很不自然了。当今不谙隶法的学书者开始写隶书时,也往往以楷入隶,字形与此相类。但又有本质的不同;前者在“两不像”的尴尬中蕴含着深沉的艺术魅力,能给人以无限的美感,而后者却是实实在在的不伦不类,除了以楷、隶拼合而成的字形外,别无他物。这种在审美上悬隔千里的差别,是由于历史、哲学、民族、心理造成的,抑或是其它?个中原委,发人深思。

《爨宝子碑》的作者不善隶法而勉强为之,方书之时,一方面怀肃穆之情,慎重为之,一方面功力不济,手不由心,结果事与愿违,欲求工而愈不工。这样便出现了许多不合常法甚至“毫无道理”的用笔和结体。这些不合情理的用笔和结体便构成了该碑最显著的艺术特征——奇姿异态。如果一切都应规入矩,一切都如应该的那样,则何奇之有,何异存焉?

先看点画。该碑大多数点画是楷与隶的复合体。众所周知,隶书最典型的用笔是波挑,其形态以蚕头雁尾为特征。该碑大部分波画、挑画的收笔与汉隶没有多少区别,但起笔却用楷法,改逆入为切入,变蚕头形成斜方形。这样,波画便成为该碑最具特色的点画:中间平两头翘,俨如一叶小舟。竖撇的起笔亦顺锋斜切,是楷书的写法,而有的撇画则全用楷法,如“吏”、“咸”、“仪”等。钩画有的像隶书,有的像楷书。点也很有特色,均为三角形,但形态、大小、方向、取势多有不同。一些短撇和短竖也写成了三角形,如“集”、“乐”。横、竖、点多为方笔,撇、捺、钩多取圆势。楷隶相参,点画变化丰富,方圆互用,厚重中增加了一些灵动之姿。另值得一提的是,该碑点画中方折锋利的棱角,用毛笔是写不出来的。而是参合了刻手随意发挥的成分,是刻手在书丹原迹基础上强化的结果。

二看结体。总体而言,该碑尚具隶书的特征:横平竖直,以保持重心的平稳;撇、捺、长横、戈钩向左右两边伸展,以求横张之势。但远不如汉隶均匀规整,即使在汉隶家族中奇崛一类的作品如《鲜于璜碑》、《张迁碑》、《封龙山颂》等,在《爨宝子碑》面前也显得保守。尤其值得在意的是,该碑有不少字打破了“雁不双飞”的基本原则,而是反其道而行之,横画和捺画的收笔同时作波状,偏来一个“双雁齐飞”,如“得”、“所”、“其”、“吐”、“芳”等不胜枚举,有的则是“三飞”甚至“四飞”,如“海”、“疾”、“庭”、“春”等。撇画也有同时向左下长长掠出的,如“沧”字。而有些横画,特别是左右结构的字左边部分的横画,按隶书常法是不能作波状的,但该碑却写成波画,如“朝”、“野”、“穆”等。此外,该碑结体时,在穿插、避让、聚合关系上也大异常法,极尽变化之能事。总之,《爨宝子碑》在结体上所表现出来的叛逆性格,使人不能不刮目相看。

楷隶互参的用笔,不拘常规的结体,以及由于字形大小参差而形成的整齐中寓错落的章法,这些外在的形式特征共同构建了《爨宝子碑》内在的艺术风格:古拙、肃穆、天真,同时又带有几分滑稽和幽默。如果打一个比喻的话,它颇像一个老顽童,既骨老血浓,又童心未眠,时有天真烂漫之举;或者说,它像一个小大人,走路尚步履蹒跚,却又故作深沉之貌,其言其行,实令人忍俊不浚因此,它是一个多种成分复合而成的综合体,但这种复合却十分自然,各种矛盾对立的因素在豪爽强悍、朴野率真的“蛮夷”“书家”笔下得到了和谐的统一。从不同的角度,在不同的心态下观赏此碑,都会有新的感受。不可否认,该碑作者的书艺是拙陋的,至少是不精隶法。但更不可否认,该碑是奇妙的,奇妙得令人心醉,令人流连忘返。而且,其拙陋处正是该碑的奇妙处,也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地方。从拙陋到奇妙,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两极之间的转换,是审美观念吗?我不得而知,我只知道刘熙载“怪石以丑为美,丑到了极处也就美到了极处”的理论在这里得到了具体的落实和验证,而对《爨宝子碑》,不由自主地便思接千载以上,视通万里之遥,回望起一千五百多年以前,西南边陲少数民族那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,情有所动,心亦摇焉。

说不完,道不尽的《爨宝子》!

因该碑变化太多,法无常定,初习书法者不宜学。但当有一定基础之后临习此碑,则可医涪滑、雹媚、俗诸玻临习此碑,最须注意的是要透过表象明其内理。我们知道,碑刻都有刻工自我发挥的一面,加以风雨剥蚀,已与书丹原迹有一定的出入。具体到此碑的方笔,固然书丹原迹已定其根本,刻工在此基础上把“方”作了进一步的强化,也是毫无疑问的。因此,我们在临习时,切不可以描填之法画成其方,而应遵循用笔之理得其方意。清末民初书家经亨颐先生写《爨宝子碑》不拘泥于一点一画之细枝末叶,而是从大处着手写其古拙厚重之意,却神气活现,既存有原碑凝重的金石味,又注入了清雅的书卷气,此可谓善学者。若不加分析,依样画葫芦,以柔软之毫翰拟锋利之钢刀,外摹其形,内迷其理,则终难有所获。我的导师徐利明先生在谈到临摹和创作之法时强调:应从精神入手去把握形式特征,从内理着眼去分析点画用笔,若是碑,则要透过刀锋看笔锋,化刀法为笔法,只有这样才能形神俱得,把碑写活写雅。我想,这对于临习《爨宝子碑》的朋友亦有助益。

——摘自《书法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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